政治文明在人类共同体的服从与意愿的愚昧及启蒙中进步

——兼答《要从中国与欧洲政治文明发展史中汲取中国改革的文化及社会需要》诸网友

笔者不才，却略知一以贯之的求学之道，以及知其大要而有所广益的知行之义，所以在此，笔者没有什么新鲜玩意儿来回答诸位的高论及教诲，也只有利用经吴文藻、冰心和费孝通先生翻译的、韦尔斯先生在其《世界史纲》中所谈及的所谓人类“服从共同体”与“意愿共同体”的这两个名词，来回答诸君，以谢诸位对笔者的启迪之义！

在笔者看来，人类社会及其所谓的共同体及文明，是从服从的愚昧——个体行为的社会化与服从的启蒙——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到意愿的愚昧——个体行为的个性化与意愿的启蒙——个体行为的社会化，逐步发展过来、并继续发展下去的。

在开始本文稿所展开的话题之前，笔者先从中西方所必需的、也是再古老不过的饮食文化所包含的某个方面的意义，来说明所谓的中国这样或那样的文化与西方这样或那样的文化，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的殊途同归的社会与历史意义。这就是笔者以下所说的、中国的多变性的“筷子”文化和西方的多样性的“刀叉”文化，所表达的手段不同、却目的一致的人类社会基本的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及社会“法则”。

在中国，两根就地取材的棍子，就可以基本满足其取食的基本需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个经典。而一对筷子能够多变化地展现人的取食之功、用食之道，这反映了中国人用比较单一的生产或生活模式，来适应多种变化的生产、生活需要的思想与行为。而从西方的比较繁复的“刀叉”饮食文化来讲，西方人则更喜欢借助复杂的工具，来进行其所需要的生产及生活理论与实践，这充分反映了为什么机械革命及工业革命，会出现早期手工业比较落后的西方——欧洲，而不是早期手工业产生比较先进的东方——中国。但是，无论是用多变性却单一的“筷子”也好，还是及多样性且繁复的“刀叉”也好，用这些工具以取食，是人类的共同目的。因此，当我们看到中国文化及其文明和西方文化及其文明的差异性的时候，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最为根本的社会目的。否则，我们必然会走向一叶障目、舍本求末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之路。

接下来，让我们回头看一看笔者对韦尔斯的所谓人类社会服从共同体与意愿共同体的个人“发挥”吧。

一、从人类服从共同体的愚昧到启蒙

人类社会的所谓服从共同体，是从个体行为的社会化的服从，向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服从发展的。

无论是从韦尔斯所不屑的所谓“原始共产主义”来说，还是从恩格斯所“集大成”的“国家阶级论”来说，人类服从共同体的社会化过程，就伴随着人类社会的权利意识和行为的产生、建立及膨胀，而发展、而登峰造极。

在中国，从“五岳四渎”、禅让制度，到世袭制度、“三纲五常”；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中国的所谓服从共同体，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社会化、并终于使之达到了登峰造极地荼毒了封建时期中国的思想与行为——甚至中国文化——的地步。从而，使中国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被服从的社会化所愚昧、所淹没，以及所利用。这里多的不讲，就讲影响中国思想与文化的两个重要的、却难以让人理解的从对立到融合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对中国这个服从共同体的社会化过程的作用，就可略见一斑地说明笔者上述的观点。

从法家思想中的、比西方的所谓马基雅弗利主义更早、更系统的商鞅变法，而使秦王朝从经济、政治及法律上全面统一中国，并随即废除了被孔夫子所推崇的周礼中的“臣可议君、子可议父”的《谥法》开始，中国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也就随之开始了。而就从儒家思想来看，从孔子的“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到孟子的“民贵君轻”、“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再到董仲舒的“三纲之道”、“三统之说”，儒家思想竟然殊途同归地与法家思想走到了一条中国这个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的政治及社会发展之路上来。

在西方，极其少数的贵族“意愿共同体”——罗马共和体，当被凯撒以包括平民在内“大多数人”的“意愿共同体”所取代的时候，被西方推崇了逾十个世纪以上的罗马共和及其政治文明，也就为奥古斯都的服从的共同体——罗马帝国的诞生所奠基、所取代了。而在接一来的从西方宗教思想及制度的建立，到伴随着西方宗教改革而兴起的欧洲大君主体制——甚至包括欧洲的从宗教、到政治上的统一的建立及发展，就一直从宗教及政治上为西方——主要是指欧洲——的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而“努力奋斗”，直到纳粹德国的登峰造极般的最终毁灭。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过程，是一个漫长、且残酷的人类社会及其政治发展的历史过程。而伴随着这个过程的，恰恰是这个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启蒙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受所谓的“儒家思想”荼毒至深的中国思想、文化，在其所谓的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斗争中，却显得比西方要单一些、落后些。而这个单一些、落后些，就在于中国的所谓的服从共同体的个人行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斗争，不是比较广泛地反映在社会权利的斗争方面，而是反映在比较单一、狭隘的政治权力的斗争方面。而启端于春秋战国——甚至更早一些的、延续数以千年的政治集权不断扩张的帝王权力与官僚权力、以及他们各自之间的相互政治权力的斗争，恰恰集中地反映了这一点。

在中国，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最大动力，就是对帝王权力的前赴后继般的追求，以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和保障这个目的实现、持续而进行的对官僚阶层的政治统治，而对于所谓的人民的政治统治，只不过是为了达到上述的目的及统治而采取的政治手段而已。因此，中国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其实就集中在了所谓的“圣帝明君”或所谓的“盛世贤主”之上。而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服从共同化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每一个所谓的这样或那样的“圣君明主”，都极尽政治权术为能事；都极尽官僚体制的驾驭为“治世”根本。而官僚们也在这样的一种对帝王的忠贞、嫌弃之中，体现着个体在这个所谓的服从共同体中的致仕、贤愚之道、之术——亦即其在这个服从共同体中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

而在西方，其所谓的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除了上述的帝王、官僚政治的需要及目的之外，还有一个宗教政治的需要及目的，也在或也曾经在西方的政治文明舞台上上演了一段辉煌历史和扮演了一个重要社会角度。出于政治权力的需要及目的，西方的皇帝们和教皇们都前赴后继地从事着几乎同样的“事业”——一种重振罗马帝国的事业；一种统一欧洲、甚至基督教世界的事业。这种事业，使得西方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交替出现了诸如查理曼、格列高利七世这类的皇帝、教皇的“英名”。而也恰恰是在西方的这个服从共同体中比中国多出了一个宗教元素，从而也就使得西方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多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来推动着西方政治文明的发展，直到以英国及法国为代表的西方宪政革命最终成功；直到工业革命以来资产阶级及其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及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直到拿破伦、希特勒的独裁在西方达到巅峰而造成其帝王政治的彻底毁灭。

二、从人类意愿共同体的愚昧到启蒙

人类社会的所谓意愿共同体，是从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意愿，向个体行为的社会化的意愿发展的。

所谓的人类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实际是在与所谓的人类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斗争中，共生而成长起来的。在中国，这种共生而成长起来的意愿共同体，虽然单一、狭隘，同时也集中的帝王的政治权力与官僚的政治权力、以及其各自的相互政治权力的斗争之中。但是，它毕竟推动着中国社会及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的发展——至少在官僚体制的政治文明上，是有其成果及历史、社会意义的，是不能加以主观、片面的一概否认的。比如自上世纪“二战”及“冷战”以来盛行的国家干预政策，这一政治文明是有其所需要的、积极的借鉴意义及作用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种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单一、狭隘，对于中国当今的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社会体制改革的消极作用，也是非常明显、巨大的。当我们看到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及其“新生事物”——人民公社，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体制改革”中“水到渠成”地完成了它的中国乡镇行政体系管理的“改革”的时候；当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党政、行政及司法、执法机构成立，以及社会经济管理体系中的原有的“条块结合”被所谓的“垂直”管理体系所谓“改革”之后，却没有根本、有效地遏制中国的腐败猖獗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领悟”到中国官僚体制及其制度，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及政治生活中的根深蒂固以至于如斯了！以至于中国在政治文明的发展及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中，难以找到——更不用说是有效发挥——其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优越。而没有了所谓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优越性的政治及社会文明的发展，又怎么能够以此为坚实的社会基础，来发展所谓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呢！

而相对西方这个所谓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而言，其显然要比中国要多元些、广泛些，也是与所谓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更接近些。远的不讲，就从西方——欧洲的宗教改革开始，宗教权力或权利与王侯权力或权利的斗争，就向着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及轨迹展开了。而当到了英国的所谓宪章运动和法国的制宪会议的时候，西方——欧洲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可谓发展到如火如荼的地步。在这里，代表着这个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何止于僧侣、贵族，又何止于所谓新兴的资产阶级——包括再后来些的无产阶级——哪怕是“孟什维克”！而到了经过拿破伦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对那个急剧膨胀的所谓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残酷“洗礼”之后的今天，西方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已经为其社会化所初步取代。如此，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政治文明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无可否认的。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是对从蒙昧、野蛮走过来的人类社会的一个进步，它代表了人类社会走上了组织化、社会化的文明的发展道路。但是，当这个服从共同体的社会化走向了极端的专制，并因此而扼杀了人类社会的个性化对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重大作用的时候（这个包括所谓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在内的所谓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无疑是人类社会创造与创新所亟需的、积极的社会生产力因素，而具有不可磨灭的进步性），人类社会的社会文明——尤其是政治文明——的发展的生命力，也就因此而窒息、停滞下来了。

然而，当与之伴随而生的、包括服从共同体与意愿共同体在内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走向极端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这种个性化所带来的两个消极的发展因素：一是利用了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来谋取其在这个服从共同体的统治地位，而最后通过进一步的对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的巩固、发展，来对服从共同体所产生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进行反动；二是利用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放任自由，而导致了个体行为的极端膨胀，从而导致人类社会包括政治权力在内的社会权力及其权利的专制、垄断，而最后导致人类社会产生出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人类社会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无疑就成为了人类社会包括政治文明在内的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个唯一的发展方向。

当人类的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高度的时候，人类的文明才算是真正的建立起来。而在今天，又有那个国家及其社会，算是真正地建立起这样的人类文明呢？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显然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因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重叠于服从共同体与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而处于怀疑服从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并且致力于建立或建设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的时代。而所谓的发达国家呢？很明显，他们已经踏入了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阶段，但是，这个阶段的发展还处于一种并不稳定、健康的社会发展阶段。因为政治上的霸权与经济上的垄断的思想与行为，无时无刻地在侵蚀、损害着其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比如目前的国际资本与国家干预的社会及市场博弈，就预示着这种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社会化，还面临着这个意愿共同体的个体行为的个性化的挑战；还面临着这个意愿共同体的更进一步的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挑战，而其中无论谁“胜”、谁“负”，都将会给人类的文明社会及其历史带来难以估量的消极影响——甚至灾难。

最后，笔者引用《世界史纲》的一句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政治而没有历史就没有根柢，历史而没有政治就没有结果。”

说明：

一、由于需要核对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史料，以及个人寄居的北京住所的电力在夜间极其不稳定，所以晚交“功课”半天，请谅！

二、在下将截止到七月二十日二时三十六分的有关网友的大多数有益的文章，进行了整理、编辑——其他部分容在下于后补上，希望能发布到《人民网》与《凤凰网》的有关论坛上，不知诸君以为如何？

三、目前整理、编辑的体例，是就原有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上的问答形式展开，如果要就各位仁兄的文章进行集中、系统的编辑，恐怕要耗费一些时间，所以，在下认为以前者先进行编辑、发表为好。

以上不知lotuspond兄、keke君以及lindingwei兄及礼庭君以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