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国管理的基础，过去在中国讲管理都是讲效率，讲成败，讲成功学，基本上是说怎样把事情做好做快。

　　所以做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管理人才很多，管理科学也应该非常发达，我感觉最近这两年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正如前段时间李嘉诚讲过，在中国做企业，研究成功以后怎么办的问题？而不是怎样成功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而不仅是方法论的问题。怎样能为社会创造更大的财富，任何一个组织如何来提高效率，但是当这个效率提高之后，社会发展之后，基本问题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脑海之间。

　　最近这两年大家看到国内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关于富豪有很多的争议，中国人对管理的研究，也应该到了一个讲一下基调的问题，我们不光要讲怎么打？而且要为谁打？还要讲我们怎样打才对，要讲是非问题，我们考虑这个事，怎么给管理学注入一点软性的东西，管理学很重要，管理学的人文技术也要加强。

　　整个学界都在讲中国需要文艺复兴，管理学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不单是中国的问题，在20世纪的美国也有过这样的一场争论，1979年，哈佛大学的校长是一个法学家，他上任以后认为他们的办学宗旨有问题，虽然很独立，但是办学有点问题，说过去20多年来，管理的复杂性日益提高，我们商学院办学的目的需要重新来考虑，我们是不是只培养提高效率的工具，我们是不是需要考虑企业的目的性，我们要考虑一下如何跟管理和商学院的利益方来探讨沟通问题，我们需要培养他们在政府、公众、股东之间进行沟通，不单单会管理。这一点争论的很严重，商学院做了一些调整后，基本上也维持了培养方法。

　　我觉得这场争论是法学家和管理学家的讨论，今天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在社会和公众面前面临着很大的质疑，中国的经济学家被人骂得非常厉害，大家把开发的那些利益当中的十条，曾经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设计框架的学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受欢迎的是讲学历的人，这正好是20年前美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埋头讲管理，埋头为社会提供高的效率，我们埋头为社会创造财富，并且为创造财富的人提供咨询的意见，在座很多都是咨询公司的老总、专家，我觉得这一条路走下去很危险，所有为社会提高效率的人，到最后都会成为大众的敌人，所有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人也会为我们身边的人埋葬掉。

　　中国有很多次这样的历史。李嘉诚讲了范蠡是中国管理协会的老祖宗，他三次散尽家财，失败后要适应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我认为现在不再是埋头拉车、埋头讲效率、埋头讲管理，重要的是抬头看看社会发生了什么？问问我们为什么要提高效率？为什么要创造财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觉得是影响所有人的福祉和公平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我感觉到整个社会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但是往哪个方向考虑？我觉得还是一场关系到我们经济发展的未来，我觉得所有做管理的人应该看大事情，不能够光埋头研究细节。

　　在国外商业就是一个核心，国外都是一个商业社会，总理总统来访的时候都带着一个庞大的团体，在国外人人都是做商业的，人人都是企业家，人人是商人。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做管理的人和社会一起来研究一下社会基本的核心价值观、价值体系，做企业到底对不对？创造财富到底对不对，以什么样的方式创造财富才能够为社会接受，否则，最后留给我们的都是历史。

　　中国在一百年前商业曾经非常繁荣过一阵，但是社会前进的步伐，就像黄河一样，在郑州附近一层一层的覆盖、泛滥，最后留下的就是一层层的被淹没，我们能不能一直的经营下去，我个人觉得现在是一个转折点，一定要研究这个问题，才能保证我们的企业被社会接纳。中国没有商业的历史，如何接受，否则商业在一头，在一头，商业跟社会发生冲突，最后一定是社会颠覆商业，就如同历史上发生过的那一切一样。

　　从商业的从业者来讲，企业和企业家来讲，企业家应该有五个伦理，我们今天对这些越来越认识，要作为一个企业，必须有一个人找钱，我们叫做企业家，他要生产一个产品才能有客户，一定处在一个社区和政府里面，还有竞争管理等等，在过去20年中国的企业应该说对客户的关注很多，但对其他的商业关注不够多，这就导致了不平衡的商业，导致今天商业受到了很多质疑。今天的商业不取决于我们在技术上的，而取决于我们的商业如何建立一个跟社会和谐的价值观，我们说美国是一个股东至上，我们说欧洲是制度商业，未来中国的商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在这个五个伦理之间如何处的和谐？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牛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