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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气很大，虽然他企业的规模不算特别大，他也从不想做得很大；无论是实业、炒股，他样样做得风生水起，“小霸王”和“步步高”皆是他的手笔；年仅四十岁悄然退隐，他很低调，但做的事要不轰动都很难，60万美元拍下和“股神”巴菲特的天价午餐，一口气和丁磊砸下来国内最大的一笔教育捐赠。明星企业家，隐逸富豪，个人投资者，慈善家，让人眼花缭乱，不得所以然。
不得所以然的是外人，段永平自己清楚明白得很。
二月十四的上午十点，回国过春节的段永平准时出现在我们事先约定的地方。和这个成就他个人财富与声望的南海城市一样，他衣着随便，毫不起眼，幽默点说，若是被误认为是茶餐厅的小老板，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多年不变的短平头中夹杂一些白发，少年得志也终究有年华逝去的时候。
喝着加冰块的Diet coke，生活习惯已经“老美”化的段永平轻松随意、心平气和，不时“显摆”他的风趣幽默。譬如，在这个不巧有点尴尬的日子，他实在很不想见记者，尤其女记者，“我要陪我的小情人”——他五岁的女儿；譬如，他也关心着类似王朔吸毒的八卦新闻；譬如，他对之前媒体报道中对他身段“微微发福”四字描述也颇不爽。
半隐半退的段永平也很琐碎，关心儿子的功课，学校的假期，担心孩子过马路会不会被车撞着,儿子吵闹争注意力，也让他头大，带孩子的功课，“还在学习中”。
大人物们通常都记不住无足轻重的人与事，但段永平的记忆力很好，记得住采访过他记者的名字，之前记者给他的采访提纲，他竟也能过目不忘。
基本上，他很坦率，思维敏锐，逻辑严密。对相对简单的问题，择要点强调，举实例说明；对复杂的问题，点到即止，让人找不到漏洞，无从深入；对于棘手的问题，要么重新定义，要么干脆利落地直接拒绝。
心平气和之下，是精明和锐利。
“我”和“我们”
这几个月，浙江大学很是热闹。根据公开的资料，自去年10月以来，除开企业捐赠，已立项的个人捐赠多达十多项，
跟这股热潮涌动有着莫大关系的，正是段永平和一笔高达4000美元的捐赠。2006年9月，段永平联合丁磊以个人名义联手向浙江大学捐赠4000万美元，在这笔迄今为止高校接受最大的捐款中，段、丁各自捐出1000万美元组成一个名为“等比配”基金。
浙大本身不直接从该基金中拿到钱，只有“当他人每在浙大捐赠1元项目建设费，等额捐赠基金就会抽出相同数量的钱配比捐助，等额捐赠基金单笔项目出资将不超过100万美元。”
“越来越觉得这个等比配有意思了，真的很有效果。”段永平对机制的成效颇为满意。一来刺激校方管理层募捐的积极性，“找不到捐款，也就花不着这个钱”；二是鼓励一些富人来捐款；而作为捐款人，既不用费心思去考虑捐出去的钱该怎么花，也不用监督钱的用处，一旦项目备案，校方就能拿到等额相配合的钱。唯一的规定，基金的50%必须用于和人相关的项目，也就是学生和老师。
这个慈善基金“等比配”的做法，是段永平在斯坦福设中国留学生基金时听别人介绍的。在斯坦福，HP和杨致远等个人、企业就联合建立了这种类型的基金。“当时，觉得很不错”，方方面面考虑后，段永平决定在国内第一笔捐赠中尝试这种机制。正好，相熟多年的丁磊也一直有做慈善的念头，“他曾和我说过，如果我有好的慈善项目，让我推荐给他，他也跟着捐一点”。两人一“掺和”，丁磊“跟着捐一点”，一捐就是1000万美元。
砸完了4000万美元的“等比配”，段永平心中已有了下一步的计划——在国内县、镇、乡一级，设立一个面向学龄前儿童的公共图书馆网络。提议来自段太，夫妇俩几番讨论有了大致的构想。在美国，这样的儿童公共图书馆随处可见，段永平自己就常常带孩子去那里看书、游戏。夫妇俩童年都有在农村生活过的经历，知道这样的文化资源在中国农村尤其匮乏。
“我们还不清楚这个市场究竟会有多大？图书馆设在镇、乡哪一级比较合适的？……现在正在做可行性报告，还有很多因素未定。” 眼下，段永平主要的精力都在这个新的公益项目上，这与让他拍板决定是否引进一个新业务、开设一家新公司，没有本质的不同，一样要考虑到市场、投入、效益等等环节。
对有十多年做企业和市场的经验、一手设计步步高管理构架的阿段来说，在执行层面，要运营这么一个非赢利性质的慈善组织，游刃有余。该怎么处理和地方的关系、如何推进、员工的业绩该如何考核、活动如何举办，他的设想很全面，也很具体。
“按现在的想法，由我们来负责图书馆所有的东西，这样避免给地方增加任何的负担，地方就不会有抗拒心理。另外，我们负责管理、维护整个系统，包括给员工发薪水、补充图书的损耗等等。总之，不让其中产生任何赢利行为。”原因很简单，段永平解释——一旦有收费环节，下面机构的行为就很难去监督，“我们想，不如就明确规定不收任何费用。”
“我们 ”! 究竟谁是“我们”？有几个“我们”？段永平透露，和他做个人投资一样，在做慈善上，他也有一个支持团队，但对于成员，他的口风很紧，“有以前的同事、朋友等一些人。人数现在还不确定，除了我和我太太，固定的大概有一两个人左右，反正，都是又有钱又有闲的人”，“我一提，好些人听了都有兴趣。在国内的一些朋友早就说想来做志愿者”。
其实，细心的人早会注意到，浙江大学这笔以个人名义设立的教育基金，除开丁磊，段永平捐赠的3000万美元中，就有一部分由他募集捐赠的。
在公众眼里，慈善事业总和名人、富人做秀有关。是其他参与者们有意低调？还是担心由此“露富”？不得而知，总之，由“我”发展成“我们”，“我们”里头有“我”，“我”挑了个头，“我”的事就变成了“我们”的事。
同样，段氏夫妇的图书馆计划也开始吸引他们周围的一些有钱人。
如果，这个项目被实践证明有意义的话，规模能做得很大”。对于计划的预算和可能的规模，段永平觉得现在还不方便透露，不过，他做了一个设想，中国有上千个县，如果建上几千个图书馆，每个投入一百万，这足足需要几十个亿的资金。这已经够段永平和他的团队忙碌的了。
“我们先慢慢地做”。第一批图书馆可能会在四川、重庆地区下面的一些县和乡先开始。“机缘巧合。我在EMBA班有个同学对这个计划也很有兴趣，想一起来做，他正好是四川人，对当地情况很了解。”
谈到在从事的慈善计划，段永平是乐在其中的，但在他身上，你找不到激情和过于理想主义的憧憬。他冷静、务实，对于“我们”、外部环境，甚至计划的受益者们，都有最坏的打算，包括可能发生的“一些很恶心的事”。
在国内，以“个体户”、“民营”的身份来做公益事业，障碍重重。对于非官方的慈善组织，国家的政策有种种规定，对来自海外的资金，限制尤为严格。着手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譬如，必须先在国内设立一个组织，否则就无法接受他美国那边基金的钱，这让段永平颇感头疼，“对于国内的一些规矩，我真是很难理解的”。
但是，既然决定做了，就只能按现行的游戏规则来。能直面现实，这本就是段永平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优点。“我正在了解这些个规定，琢磨着能通过什么途径能把钱用得上。”
一个个项目，一个个基金，“慈善个体户”的段永平踩自个儿的节奏，带着小分队，还有越来越多的合作者们，在中国这块大地上移植、试验着慈善的“洋苗”。
职业的慈善家 不做巴菲特
虽然曾风光无限，段永平认为，作为实业家的他，生命已经终结。如今的阿段，除开人人皆知的国际股市“炒家”，他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职业的”、“民营的”的慈善工作者。
2006年6月25日，世界二号巨富“股神”巴菲特宣布把市价高达370亿的股票捐赠给比尔·盖茨和妻子成立的基金会，委托他们用于慈善事业。这是一笔被段永平称之为“从华尔街的摩天大楼上往下撒，能砸死很多人”的巨款。二十天前，微软的所有员工收到一封比尔·盖茨的电邮，宣布他将逐步移交其日常工作，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慈善事业。
这一年，也是段永平和丁磊相约共同慈善行动的开始。一个是生于六十年代的实业家和投资人、一个是七十时代的IT英雄，相比巴菲特/盖茨这对组合，能找到诸多的相似之处。两者捐赠规模差着几个数量级，基金会的成熟度也存在着差距，但是，套用段永平的一句名话“巴菲特在我这个年纪，在股市上没我赚得多”，也可以不客气地说，“巴菲特在我这个年纪，捐得没我多。”
巴菲特这般省心省力，让每年为如何花家庭基金会善款烦恼的段永平羡慕不已。“巴菲特真很幸运啊，能够找到他真正能信任的人，不管是人品还是能力上，能一下把这么多钱交托出去。”当然，人家比尔·盖茨也有胆子敢接受下来，尽管首富夫妇俩描述刚听到这个消息时形容“浑身打颤。
“国内现有的慈善基金规模实在都太小。国外这些机构运作了很多年，你能实实在在看得到它们以往的业绩。”没捅破的另一层窗户纸是关乎信任，这包括运作能力和道德风险——凭什么能让我相信他们能管好和花好“我们”捐出去的钱？
“我不会做巴菲特，一下子把所有的钱都交给别人去做慈善。还是自己来找，慢慢地做。”不做巴菲特的另一层意思，买股票做投资仅限爱好，慈善才是工作。
对于做慈善的动机，段永平的解释十分简单，“我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跟其他什么人都没关系。”说能力，机遇，运气也好，他都算得上是个幸运儿，三十来岁功成名就，身家不菲，个人的生活不太奢侈，钱是花不掉的。当然，他也有让愤青们愤怒的奢侈习惯，譬如花钱和泰格·伍兹打上几杆高尔夫，譬如长途飞机再贵也要坐头等舱，否则休息不好。
段永平没想标榜自己的“道德境界”，也不打算买愤青们的帐。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不是“忍痛割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至于你们爱不爱听，与我何干！
他对好友表示了尤为欣赏，“丁磊很不简单，才三十来岁，就意识钱多是个麻烦。”
这样的问题，中国其他的有钱人迟早也会碰到；有远见的，意识得会早些。“我周围很多人对我所说都感兴趣，但他们都忙着这样那样的事，没时间去想去做。我能想到的是，当我把这个事情做好了，顺便也能帮其他朋友解决同样的问题”。譬如，丁磊要是觉得他做的慈善项目有意思，也可能往里投钱。“这等于我在帮他，而不是他在帮我。结果，我们解决了自己的问题，还能一起帮助到别人。”
无论如何定位自己的角色，“牵头人”或是“提个醒”，段永平和“我们”设计、移植、并将参与经营的这些个慈善机制，确实吸引和带动不少带动中国富人阶层的一部分参与到公益事业中来。这是全新意义上的，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孤立的、短期的、甚至有些目的是为企业做广告的富人捐赠。
段永平的作为彰显了一个道理，富人们一旦有心参与慈善，有的不仅仅是热情，或更现实点说，是善款的源头，他们的商业智慧、管理经验在慈善经营中会比一般人有更大的能量，而且，他们有这个能耐去调动其他的社会资源。在西方，关于慈善业的管理和经营早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丁磊本人就专门到美国去取经。
不过，在人生新轨道上的段永平淡然得很，对“把慈善当事业做”颇为反感。“从小，我就没什么远大理想。我就是用平常心去塌实地做，就是目力所及、力所能及。至于做得怎么样，我不care，人能做成什么样，那都是命。”当然，“在这过程中，是要用心经营，要不停地去判断、去纠正，这和经营企业一个道理。”
“本手”段永平
回顾段永平十多年的企业生涯，够得上跌宕起伏。无论媒体、公众，大家都喜欢冲着他精彩的故事去。然而，业界对段永平的评价是两个字，“保守”。“但是，他的保守成就了他。”——《亚洲周刊》如此评判。
段永平喜欢围棋，虽未执子已久，依旧爱研究棋局，关心着棋坛上的输赢得失、风波云动。他最欣赏的是“石佛”李昌镐，不可思议的少年老成和务实，找不到没有激情的位置，唯一追求就是效用的最大化，用最稳妥、最平安、最简便地把局势导向胜利。这跟阿段的风格很像，下的是最平淡、最寻常、最没有奇思妙想的着法——“本手”，沉、稳、准，步步为营，以静待动，绝不轻易冒险，永远留有余地。
围棋的最紧要处谓之胜负手，乃决断之机，一步对未必步步对；但一步错则必步步错。
段氏人生哲学的精要之处，则是本分、平常心，“永远不要把自己逼到要下胜负手的境地”。落子无悔，待到收宫之时，胜负已定。
于是，轰轰烈烈的胡志标和“爱多”倒下了，“金正”也倒下了。人世一盘棋，贪、骄、躁、狂，稳、静、笃、定，人生的欲望、谋略、得失、成败全都被规定在这方寸之间。
“少犯错误的人，成功的几率要比错误犯得多的人高得多”——“石佛”李昌镐如是说。
在这个流行“个性”和追求速度的时代，“本分”和“平常心”，听上去倒别扭得很。在观棋的人眼中，本本分分的“本手”无疑是最不出彩、最不具天分的路数，时有人感慨，李昌镐可怕的“平庸”十年间不知扼杀了多少天才与妙想。
守着“本手”的段永平，也是一个对手和观局人扫兴的弈者。——“活活得好好的，没事去下胜负手，去拼个输赢，有病！”。
多年来，几乎是时下流行什么，段永平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什么。
全国上上下下谈“自主创新”，他大谈“敢为天下后”，说什么“我反对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盲目创新，实力本来就不强，还去搞什么新产品开发，肯定不行，凭咱们那点实力，也敢跟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吗？我先看人家国外大企业做什么产品，而且要看它什么产品好卖，然后我再做什么，这样成功的机率要大得多。你看看Microsoft的哪个产品不是“为人后”的？”。
当所谓多元化发展又成了一种时髦，段永平固守着他的一亩三分地，“我不赞成企业走多元化发展之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家国内企业真正具备这样的外部和内部条件。”
当所有中国企业都凌云壮志地要做大做强，段永平大谈“平常心”，步步高没打算上市，也不并购，因为“车开得快，死得也快”。他打了一个很幽默的比方，“没有必要人人都长得像姚明那样高，毕竟大家基本上都是普通人，首先还是要能正常地生活。”
当媒体、业界都为咱中国人终于买下了国外大公司，而上上下下兴奋不已之时，他批之“什么‘大不一定强，但是不大就一定不强”，根本不合逻辑！有人问我，阿段，你凭什么判断他们一定会失败？凭什么？我就是根据常识下的判断，世界上并购成功的概率只有几%，你凭什么能成功？你有足够的实力么？”
“巴菲特说过，做企业是个dirty and boring的过程。哪来这么多故事？总是在聚光灯下。做人要本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直活得比较健康，有一个自我完善的能力或者机制，发现有问题，就能去改正它。无论这是主动还是被动相对而言。”
这就是他所谓步步高的企业文化。一个听上去多少有点玩虚的概念，他却奉为瑰宝，“除了规章制度之外，很多问题必须靠文化来解决”。当外人还不太搞得明白他和步步高如今的关系，早不在第一线的段永平现在做的就是把握“企业文化，是与非的问题。”
何谓“是与非的问题”呢？段永平解释，“我如果觉得企业做了不应该的事情，碰到没有把握，有疑问的时候，我就会拿出来和管理层讨论”。基本这是在步步高决定该不该上新业务的时候，多数时候，这位保守的创始人扮演着“泼冷水”的角色。
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关于步步高是否上手机业务的争论。“我当初是反对的，因为我认为手机是家电产品，差异化会越来越小，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又太强大。”然而，兄弟们说服了他，“他们认为手机属于电子消费类产品，差异化很大，而且这个市场很大，哪怕是1%，已经是个很大的数量了。我想想也很有道理。”
无论在步步高的实际影响力究竟有多大，段永平放得下的是姿态——“谁都免不了犯错，阿段也就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发现了错误，就立刻去修正。他有一个论调，“无论修正错误的代价有多大，都是最小的。”
然而，光有平常心当然不一定能做成事。冷静、理智到极致、步步为营的段永平也有大胆的冒险之举。无论是还是当年砸下1.8 个亿的央视“标王”和强大的广告攻势，和如今慈善事业、巨额教育捐赠、酝酿中庞大的图书馆计划。他曾经被公认为是个一等一的营销策划高手。
“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急躁的人。但是，我能够面对现实”“我不觉得自己保守，我认为自己是个能承担风险的人，当然，承担能够承担得起的风险”。外人所谓的大胆之举，段永平都经过了反复的权衡利弊。那什么时候才选择去下胜负手呢？双方水平相当，而自己已明显处于败势。
段永平有句话颇耐人寻味，“成功的企业没有什么特色，失败的企业才有特色”。在纷扰的企业界，段永平年龄不大，却老谋深算。不难理解，一个头脑足够聪明，始终保持冷静理性的人，无论他要做什么，不做成点事都很难，无论他是国营企业经理，民营企业老总，还是如今的职业慈善家。
人物周刊：外界评价你都是一个词“保守”？你会怎么评价？
段永平：我不认为我保守。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能承担风险的人，就像投资一样，没有100%保障能赚大钱有没有风险。我只是平常心而已，能很客观地去面对现实。
我们讲本分，这不是保守的意思，意思是做你该做的事情，承担起你能承担得起的风险。我是从1989年做起的，后来又重头再来，保守的好处是，至少让我们还活得比较健康，这其实在同行里并不多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并不保守。
人物周刊：是你的判断比较正确？
段永平：不，不能用简单地用“正确”来说。我们一样会犯错。做任何一件事情时，我们都想象到，这不可能一定正确，所以，任何事情都要留有余地。常常有说法说要全力以赴，其实这个“全力以赴”是有问题，永远要留有余地，要考虑自己是否真能承担起这个风险。
人物周刊：你常常说的一句话，“fast is slow”。这是你看到很多企业教训的总结吗？
段永平：这是我对企业最基本的一个理解：快不是目的，准时到目的地就行了。本来这是大白话，但是真正很少有人做到这一点。平常人是很难有平常心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金正”的杨明贵和“爱多”的胡志标。他们都曾经是步步高的竞争者。前一个还是你在“小霸王”时候的部下。
段永平：我没看法。
人物周刊：竞争了这么久，应该有一些感触吧？
段永平：没什么感触。因为我们做的是不同的事，人家在放烟花，我们在走路。烟花当然很好看。(当时就不急？)从来没有急过。这就是我说的，要做对的事情。跟你说吧，很多企业倒下得比我想得还快。
人物周刊：在别人眼中，你算是年少得志，无论做企业、还是做投资都很成功。你认为自己究竟强在哪里？
段永平：我是个很普通的人，做的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只是他们的心态，譬如想快速致富。他们常常会跟我说，阿段你说得很有道理，但是我要快赚钱。
你看，我比你有经验有能力，我都只能尚且如此，凭什么你就能快点？
人物周刊：你才四十出头，本还可以大有所为，这么早退休不觉得可惜吗？
段永平：我一直都没闲着。而且，别人所在追求的东西，我都已经得到了，对不对？而从公司角度，我也没有从来没有离开(步步高)。
人有时不做是不得已，有许多人继续做也是不得已。很多年纪比我大十几、二十岁的还在做，一方面是他们觉得做事业很有乐趣，另一方面也是一直没找到可以信任的接班人。从这一点来说，我很幸运，有一批长期在一起合作的同事，之间也有足够的信任。
网讯跟微软可以说一共打了三次，过程长达十余年。第一次是跟微软推出的Netmeeting打，这一次我们输了，不得已把公司卖掉了(后来又买了回来)；第二次是我们把公司买回来之后，重新开发了技术和商业模式，1999年开始还是跟Netmeeting打，这一次我们赢了，直到把Netmeeting打消失了；第三次是2002年微软收购了Placeware之后，我们仍在竞争，到今天为止，网讯的市场占有率是64%，Placeware的市场占有率在14%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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